有只鸭子叫小黄，有一天她过马路，突然过来一辆汽车，她被吓了一跳，大叫一声：呱！从此之后，她就变成小黄瓜了。

    有一天，小黄去当了说唱歌手，从此之后，她就变成小黄油了。

    有一天，小黄去当了相声演员，从此之后，她就变成小黄豆了。

    有一天，小黄去当了赛车手，从此之后，她就变成321小黄狗了。

    刚才宿舍有点乱，就去图书馆上自习，顺手写了篇稿，拿支中性笔在笔记本上划拉出来的。除了划ABC和在银行单子上签名之外，可是有些日子没拿笔写连在一起的字了，所以一开始我的注意力完全没在稿子上，而是不断变换写法看自己能写出什么样的字儿来，往左斜的往右斜的正的窄的宽的一笔一划的乱七八糟的，玩了半天才正式开始，边写边听的周杰伦新专辑，结果听得非常之爽，跟着《听妈妈的话》还哼哼起来了，《千里之外》时想象了一下长得很像陈奕迅的费玉清老师双手向斜上方伸展的舞台动作，到《本草纲目》觉得有点乱，就随便换了个《八度空间》随便选了一首，结果这下从听爽了一举变成听high了，《爷爷泡的茶》、《最后的战役》什么的让我很想在图书馆里唱一下。

    划拉着字儿，又想起高三写作文时。那会每周有两节作文课，要当堂写篇作文，我跟新逼同桌，那语文老师是个很典型的学中文出身的高中语文老师，倍儿看不上我们俩这德行的，她酷爱刘墉等人的生活哲理美文类，要求我们都学习优美的形容词和排山倒海比喻句——简称排比句。我俩的作文从来都得不了高分，反正也不太低。有一节作文课，临了我说看看新逼写的什么，新逼特神气的说，操，这次我可写了个牛逼的，我说啥呀，他好像在揭示什么超级大秘密一样：操，一记叙文！我说，我操，太牛比了，不过孙尚能忍记叙文么？新逼说，反正我觉着写的挺牛逼的，她得当范文让我下节课朗读。我就拿过来看。他又说，还没起名呢，叫啥呢。我正被文中一系列台湾RPG游戏角色式的名字（什么“莱奥”“珍妮”啊，具体记不住了反正就这意思，二的要命）和什么王子公主的复杂关系弄的晕头转向（作文都要求800字左右，还国王王子的，能说明白什么事儿啊），他一把夺过来，在标题栏夸夸夸写上“最后的战役”，然后环顾四周，拔剑四顾心茫然。

    语文老师当然没屌他那茬，他得了个比我们长期以来的平均分低的分数，还没有评语。新逼只能说，操，孙尚真他妈二。再下节作文课，新逼抛出口号：将记叙文继续到底！但是记叙文还是没有继续稳下去，第二次被低分抡回的时候，新逼就颓了，毕竟是为了高考不是参加新概念啊，他再也不提记叙文这事儿了。不过后来我每次听《最后的战役》，都能想起来他那副牛逼闪闪的德行。

    周杰伦真挺棒的，作为华语乐坛扛坝子的，真是挺有范儿。这张《依然范特西》的前三首实在是非常出色，后面的水准也可，只是名字过于傻了。我觉着《范特西》、《叶惠美》、《依然范特西》这三张是同一水平线上的，而《八度空间》没有舆论普遍认为的那么差，如果不跟前三者在第一集团里，也应该在第二集团中排在《Jay》之前，《七里香》是第二集团里最差的，不过今儿听了个里面的《将军》还挺爽。最差的毫无疑问是《十一月的肖邦》，太烂了太烂了，要是没有《依然范特西》这张小王把牌收了回来，周董在我心里形象就永远是一个单3，还是缺7缺对的牌里的。

    稿子差不多写完，周董也差不多high完，回想了不少以前列位同桌的事，又看看目前自己的处境，左边一不认识的女的，趴着，右边没人坐，垒了一大堆书占着位儿。靠，怎么也叫学校——学习的地方，连个固定同桌都没有，我放眼望去举目无亲，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鼻涕下，要是高中似的给我固定个姑娘在眼巴前儿晃悠着、逗着闷子、扯着淡、学着习，那我这成绩……唉，去他大爷的吧，吃饭。

    所以我也算有正儿八经主场了，欢迎各界人士莅临与本人切磋任意球传中定点长传直传卡位飞铲假摔等等技术动作。

    New Wave这一阵是真又回来了，对于听歌习惯不同的人，“这一阵”代表的时间各有不同，有的是几年前，有的是几个星期前，或早到Franz Ferdinand发第一张专辑并且疯狂揽下各个巧立名目的音乐奖的时候，或到新裤子这张新专辑发行的十一黄金周，对于另外一些人，估计要等到SHE发下一张专辑。甭管怎么着吧，反正迪斯科蹦蹦蹦蹦的节奏又开始——或者要开始——满世界响起来了。

    New Wave是火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年轻人们基本上玩腻了朋克，就开始弄出这种蹦蹦蹦蹦的鼓点，跟着乱扭起屁股来了。从朋克到New Wave，其音乐性的过渡是经过了一个后朋克运动，这个运动动静不大，因为它只存在于音乐上，不存在于行动上，而且也不是流行音乐，既没让人揭竿而起也没攻占唱片市场。反正曼彻斯特青年Ian Curtis最先把朋克音乐变化不大的乱七八糟三和弦改成了变化更小的蹦蹦蹦蹦和无尽重复的吉他扫弦，用这个来表达他的暗黑灵魂。把暗黑灵魂表达得差不多了之后，Ian Curtis自杀了，Joy Division剩下的那哥几个就重组了个乐队叫New Order，这应该算是New Wave祖师爷了吧，1980年的事。

    New Order的贡献是把Kraftwerk发明的电子合成器音符放进了他们自己的流行歌曲里，听过Kraftwerk的都知道他们作品里那种冷冰冰的美丽的电子音符，没有实打实的乐器，都是靠合成器和电脑完成的，不过New Order把这种东西放到蹦蹦蹦蹦里之后，他们就火透了，效仿者众，New Wave的第一春出现。New Order最先创造了快乐的迪斯科，跟着起舞就是那个年代最酷的事情。New Wave和Post Punk在和弦走向、扫弦方法、鼓点什么的音乐性上几乎没什么分别，但Post Punk阴沉黑暗，而New Wave开心乐天，这通过旋律走向区别开来。因为下行的旋律显得很颓，而上行的旋律比较上口，比较积极振奋，比较容易让人记住。比方说周杰伦《听妈妈的话》里“他们唱的都是我写的歌”这句，最后“我写的歌”就是个上行旋律，我敢肯定你在还没学会整首之前随口哼唱的时候，这句话是最先蹦出来的。New Order就把Post Punk里颓丧的一面都通过上行旋律弄成了乐乐呵呵的一面，顶多兑上点大众能接受的小哀伤。New Order是继承了一点Joy Division的低调气质，但如果说Joy Division是阴郁的话，那么New Order只是忧郁而已。反正，Post Punk相对比较不那么大众不那么日常一点，而迪斯科的New Wave则是流行消费品。

    一夜之间滥大街的时髦玩意儿对于在它们流行之前已经形成价值观的人眼里当然太傻气了，就像现在35岁的人不容易喜欢周杰伦一样。在40后作家村上春树眼里，New Wave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

 

    她穿一条蓝色牛仔裤，脚上一双Converse牌白色旅游鞋，上身一件带有“Genesis”字样的运动衫，挽至臂肘。……Genesis——又一个无滋无味的乐队名称。

    ……

    今天她穿的是写有“Talking Heads”字样的运动衫和细纹蓝布牛仔裤，脚上穿一双长靴，外面披了一件上等毛皮大衣。……“Talking Heads”——蛮不错的乐队名称，很像凯鲁亚克小说中的一节标题。

    ……

    5点，我去原宿散步，在竹下大街寻找猫王纪念章，好半天也没有找到。吉斯也好爵尼梅丹也好AC/DC也好摩托头也好迈克尔·杰克逊也好王子也好——这些无所不有，惟独没有猫王。到第三家店，总算发现了“Elvis·The King”，遂买了下来。我开玩笑地问店员有没有“Sly & The Family Stone”纪念章。那位扎着小包袱皮一般的蝴蝶结的十七八岁女店员愣愣地看着我的脸。
    “什么？没听说过。不是指New Wave或Punk什么的？”
    “噢，介于二者之间吧。”
    “最近新名堂层出不穷，真的，魔术似的。”她咋了下舌，“没办法跟上。”
    “千真万确。”我同意道。

    ……

    村上春树对他三十岁时流行的东西总感觉很怪异，那都是需要他主动作出理解努力才能顺顺当当接受的，而非显而易见、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以下这段话也可以狭义化和低级化到他对流行事物的看法上：

    “他一直对将有什么消失这点耿耿于怀。其实何必那样呢？任何东西迟早都要消失。我们每个人都在移动当中生存，我们周围的东西都随着我们的移动而终究归于消失。这是我们所无法左右的。该消失的时候自然消失，不到消失的时候自然不消失。比如你将长大成人。再过两年，这身漂亮的连衣裙就要变得不合尺寸，对Talking Heads你也可能感到陈腐不堪，而且再也不想和我一起兜什么风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能随波逐流，想也无济于事。”

 

    事实上，New Wave风光了几年后确实就像一切流行风潮那样消失了，简直像夹着尾巴逃跑一样。用“傻气”两个字形容New Wave实在非常合适，因为迪斯科本身确实太傻气了，瞎蹦乱跳扭屁股就是当时人们满足的顶点，毫无可称之为内涵的东西。

    我有这么个观点：一个流行风潮第一次产生和第一次消失的时候，它只是个流行风潮，而当一段时间之后它再次重现，而且这次并不像当年那样来得快死得猛，而是在世间万物中拥有了一个偏安一隅的心态和固定的或大拨或小撮的追捧者后，它就或多或少地有那么一点文化意味了。比方说运动鞋这个东西，无论《Size》、《鞋帮》等杂志办得多么风风火火，无论程旸等鞋评人多么努力描绘，我始终觉得目前的运动鞋没什么文化可言，它只是流行风潮而已，可能五年后，NIKE再发布一双鞋的限量版时，东方新天地门前决不会有人凌晨起来排队取号购买，而那之后再过十年，运动鞋风尚重新袭来，它才可能被称之为“鞋文化”，而程旸等人到那时才是真正在某个实在的领域有实在话语权的权威。

    而New Wave的重新袭来，除去与之联姻的Synth Pop本身具有的、这些年来被忽视的美学意义之外，又有什么文化可言呢？我们先不用文化这么大的提法，但它肯定有值得被分析的地方。在80后作家、村上春树拥趸、乐评人祁又一的一篇关于新裤子《龙虎人丹》的评论里有这样的话：“新裤子的牛逼之处在于他们用不动感情的方式动感情……（新裤子）用反文化的方式搞文化建设，他们什么都不说，用最二最没大脑的方式把那些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东西铺在地上，你可以觉得他们在开玩笑，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我觉得这就是New Wave再度风行的要义所在。部分年轻人能代表的年轻想法（目前尚不能说是“进步想法”，但现在看有这种可能）正在通过网络占据主流话语权，虽然生于50年代的王朔早就有这些观点，但得到不自觉地、体现在行动上的广泛同意和支持，却靠上了80年代出生的群体。这种想法可以这样大致描绘：基本上反对被体系化和贴标签，基本上反对某个侧面的过度张扬，基本上反对道德上的价值评断。这样的想法在不同时间面对不同情况时，零落地出现在我们的脑子里：知识分子不可取，文艺气息不可取，小资心态不可取，小农心态不可取，感伤忧愁不可取，壮怀激烈不可取，道貌岸然不可取，流氓做派不可取……好吧，如果姿态都不可取，那我们还需要某种姿态吗？结果在日常消遣——流行音乐——上，我们的姿态借由三十年前的迪斯科舞步表示出来，指向了New Wave的单调鼓点、狂欢气氛，就成了新裤子“嘎巴嘎巴嘎巴嘿，嘎巴嘎巴嘎巴嘿”，成了“用不动感情的方式动感情”。New Wave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可以超越它初生时纯粹的、正面的、无需转弯的取乐工具的属性，成了一种形式上有得天独厚优势的（单调而强劲的二逼呵呵的节拍、流行旋律）反姿态的姿态表达器。

    这就是New Wave三十年后超越性的意义和复生的理由所在，即其形式感恰好暗合了现在某种人群愿意持有的时代精神——如果可以用这种傻气词汇的话。

    当然，为区区流行音乐的一个区区流行趋势扯上这么一大堆道理本身，也是很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的，可体系化的傻气工作总是有人要做，因为现在还看不到废除体系化的必要性。即使这工作做得非常幼稚而惹人发笑，也不能讳疾忌医，投靠一辈子郝舫、颜峻和李皖吧。

    像Ramones还是像New Order？新裤子一直是时尚的代表，可他们的音乐源头却总要从这些与我国改革开放同龄的乐队身上去找。复古还是时尚，这个貌似二律背反的命题在他们手下被舒服地解决了——或许这更该归功于，时尚本身就是个毫无立场可言的伪概念，它天生就是叛徒，它比你面对老情儿和新欢的共同媚眼时还要游移不定。不过新裤子依然很酷，因为他们甚至都不用拍时尚的肩，时尚就会听新裤子的安排。

    乐队第四张专辑《龙虎人丹》的趣味更加坚决地偏向了New Wave/Synth Pop，距起家的流行朋克渐行渐远，不过态度上仍保持了可爱的青春期式没心没肺。主唱开腔头一句“我拼命的想你，不顾一切的追随你”就表明了他们在偶像崇拜问题上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开始的嗓音还有点故弄玄虚和扭扭捏捏，越到后来，越把自己也唱得当真了。《Bye Bye Disco》透出了不少迷离和文艺气息，这句告别说的有点儿伤感和言不由衷。《两个男朋友》基于最常见的情感状况写就，不过一句“除了我，除了他，还有没有第四者”倒是提出了个饶有趣味的超越性看法。《神秘的香波》十分恶搞，合成器编织了八十年代发廊可爱的暧昧气氛，你似乎能看到门口转动着的丝带彩灯。乐队对自己调侃了几句，“鼓手尚校留学在日本，刷盘子洗碗扫大街”、“请大家记住键盘的名字，不是龙宽常宽庞龙是庞宽”。《龙虎人丹》的唱腔具有Kraftwerk神韵，却偏偏是专辑中最少用到Kraftwerk音乐元素的一曲。《需要爱》、《爱带我回家》是两首清新的电子流行。《爱瑞巴迪》用后朋克格式开场，却没有阴郁没有自毁，取代的是无需动脑的身体狂欢。《我爱她》作为又一首情歌，再次带上了忧伤情绪。收尾的《御宅》是最有传统New Wave感觉的作品，中后期的和弦推进相当大气沉稳，单听音乐的话，你很难分清这是不是一个七十年代末期纽约乐队的作品。

    大众认为迪斯科是过时的东西，但这个老古董的魅力近年来却越来越为音乐人所发现，并身体力行地开始了它的复兴，因为沉沉砸向心脏中心的4/4重拍，配上星河般美妙的合成器音色，其营造出的梦幻氛围实在让人目眩神驰。从去年陈珊妮、李端娴想落天外的《拜金小姐2005》，到年初纽约乐队She Wants Revenge的后朋招魂，前几个月台湾1976乐队赤诚致敬的《耳机里的新浪潮》，再到近日Scissor Sisters华美奢靡的《Ta-Dah》，New Wave这个将近三十年前的时髦玩意儿，又在今天与Old School装扮，NIKE的Air Force 1和Dunk球鞋一起呼风唤雨，聚成一股破茧重生的时尚巨浪。新裤子这张质量颇高的专辑，无意中竟又成了领导潮流的时尚先锋。

    这让很多新裤子的老歌迷愤怒，他们质疑乐队从朋克小子到80年代舞厅青年的转型，认为这是讨巧之举，作为一支朋克乐队，怎么能够玩儿这种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调调呢？其实从音乐风格的发展史看，朋克、后朋克、新浪潮三者的左邻右舍关系就说明了这种变化的合理性——虽然不是必然性，有人六十岁还能当个到处寻衅滋事的老爷子，有人胡冲乱撞了两年后就上善若水了。既然新裤子会像《我爱她》般哀伤、会在《Bye Bye Disco》中迷乱和神经质，既然新裤子并不能、也不想如Ramones般唱一辈子《I'm Against It》这种混头八脑却圣洁无比的朋克战歌，那么何必非要它当个什么扯淡理想的代言人呢？哥们儿，还是在转动的七彩球型灯光下大跳迪斯科吧，你以为会有人怀念你那“充满了高尚痛苦”的Pogo？这哥仨倒是更愿意上身盯住Ramones的T恤，下身则天天都换新的、更新的那条裤子。

 

    Tom音乐频道专稿

    近日，湖南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分子材料系学生朱肖楠，以优异的成绩和出色的在校表现被保送至浙江大学同专业，并将直读至攻士博客学位，哦，攻克博士学位。《草蛋人物周刊》记者采访了这位刚刚从杭州面试现场返回的天之骄子，请这位我国未来的分子材料专家谈谈自己的成长过程。

 

 

《草蛋人物周刊》记者（以下简称记）：听说您刚到湖南大学的时候并不适应？
朱肖楠（以下简称朱）：是呀，是不大适应。
记：主要是哪些方面？
朱：各个方面吧，长沙的气候太湿，我皮肤又爱过敏，总起一种小红点儿，又痒又难受。
记：您不是搞材料的吗？如果皮肤过敏会不会有很大的妨碍？
朱：我们主要搞分子材料，不是实验室里烟熏火燎的那种，这倒是不碍事。
记：那在处事方面，南方和您生长的北方环境的不同对您有什么影响吗？
朱：泛泛的地域之谈很不可取啊我觉着，但是我碰到的具体情况对我还是有影响的。这里的同学与我成长环境下的朋友们的方式确实很不同，刚到这里的时候挺不适应，心情很压抑，没什么朋友，与以前的朋友们交流也不方便。而且想到他们在一些不像我这么偏的城市里，有很多熟人的时候，更羡慕。
记：那您是如何排解的呢？
朱：就是踢球和学习吧，一开始就把注意力放在专业课程上，这可能也部分造就了我现在的情况。而且我发现这个城市的不同对我朋友们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比方说任大鹏因为非常不适应山东人的处事风格，所以除了女朋友外一直没有什么当地的朋友，对青岛的消极情绪也很大，所以他要考到北京去。比如刘阳子，由于和王一鹏、任远、村长、吴磊等一堆以前的朋友在一块，所以很爱说爱扯，以后可能就会靠扯淡为生。比如刘四洋，由于他的经济水平在西安那个城市的大学生群体里算是非常高的，所以他意识到占有货币量的可贵，并愿意以此为目标努力。这个对我们影响很大。
记：如果能重新选择一次，您愿不愿意换一个城市重新来呢？
朱：这问题没什么意义吧，也没法想象。其实几年南方生活以来，我适应了很多。这种问题……如果换一个开始方式一切都不一样，这我没法说。只能说，从生活上讲，南方的环境不大适合我，但并非不适合学术。
记：以后有回到北方的打算吗？
朱：以后的事啊，有点远了，没法说。

 

 

记：这次保研的难度大吗？
朱：挺大的，中间经历了不少峰回路转之类的事。
记：在困难的时候您是准备放弃还是坚定不移呢？
朱：最困难的那会也就是学校突然改政策的时候。我倒是没那么多主意。不过很多人都和我一个情况，一下子就没有这个机会了，然后他们就去办公楼要说法。我一看，这么多人跟着霍霍，我也跟着吧。
记：那您在里面起个什么角色？您的朋友都说，中学时的您是一个智将型的角色，挑拨离间的高手，这次用到了吗？
朱：嘿嘿（奸笑），这次是个正面对抗，再说对手我都不认识，挑拨离间没什么用。不过我还有别的特技，他们跟你说了吗？
记：没有，什么特技？
朱：就是前面有一个人站的比较高，说一大堆话，我也不太懂，但是好在他每说完一句话都喊“对不对？”，底下就都跟着振臂高呼，“对！”，我在底下跟着喊的比较成功，比较引人注意。
记：是这样，那这个本领是何时练就的呢？
朱：那得说我们初中时候了，我们班班霸一说起什么，我就在底下喊对对对，就能少挨打。这是启蒙。
记：如何发展的呢？
朱：发展……（挠头）发展是在初四和高中的时候吧，那会任大鹏天天骑自行车带我回家，边走边聊，任大鹏一发表什么看法，我就说对对对，要不然就会被踢下车去。
记：任大鹏都有什么看法？他的看法违背您的意愿吗？
朱：基本上不算违背吧。一般就是他说“郭婷长的就是漂亮啊”，或者“刘阳子肯定喜欢鲁岩”之类的，虽然不太符合实际情况，但是也无伤大雅。所以我都说对。
记：听说那时你们俩和刘阳子是一起回家的，那他不表示反对吗？
朱：反对啊，他当然反对了。但是他打不过任大鹏，又追不上我，再说我坐任大鹏的车又不坐他的，所以他反对没办法，我们俩人说他一个。
记：后来刘阳子也带你回家了吧？
朱：对，等他带我的时候就是他说什么我都说对。
记：那要是两个人意见不同，你听谁的？
朱：谁带我我就听谁的。后来等到他们都记仇，越来越不好办的时候，我就学会反间计了，然后就是他俩互相吵，没人管我了。我坐车上到家拉倒，嘿嘿。

 

 

记：可以问您一些私人问题吗？
朱：可以，反正也没什么大秘密。
记：可是您的朋友都说您对自己的私人问题嘴很严。
朱：不啊，我什么都不瞒着他们。
记：主要是情感方面的。
朱：噢，这方面啊。（讪笑）
记：您有女朋友吗？
朱：这得保密。
记：您刚才不说我可以问吗？
朱：我又没说我肯定回答。
记：那问您些过去的事行吗……您能回答吗？
朱：问吧，我尽量回答。
记：您朋友们提供过您的前女友或暗恋对象名单，您看看，是准确的吗？
朱：（边看边嘀咕）这是任大鹏的字啊。
记：您好眼力。
朱：都是他告诉你们的？
记：我们也去采访过刘阳子，不过他表示对此不便回答。
朱：子哥真够意思，任大鹏最八卦了，我跟你说，他上初三的时候就跟……
记：好了好了，朱博客，不，朱博士，我们是来访问您的，至于任大鹏先生，我们日后另有机会，到时还得麻烦您。
朱：说这有什么意思啊，我又不是娱乐明星，你看嘴最欠的刘阳子都不告诉你们，你们还死皮赖脸的。
记：不，我们不是一份严肃的期刊，严肃的是《明星BigStar》。我们《草蛋人物周刊》就是指，要用操蛋的方式，既关心了草根，又关心了蛋，只关心草根的是《新周刊》，只关心蛋的是《男人装》。再说这次访谈的主题是您的成长，所以请您务必配合我们。
朱：我还以为你们是一帮落草为寇编杂志的，到哪儿人家都叫你们滚蛋呢。
记：您这么说也不无道理，回去我问问我们社长变变刊训行不行。
朱：我给你们提供一个刊训：草菅人命，鸡飞蛋打。
记：您们博士真不一样，说话就是有文化，比以前的“草长莺飞，蛋定自若”强多了。
朱：那这段就拉倒吧，掐了别播。
记：也行，算free给您的。（关掉采访机）

 

 

记：好了，我们再谈谈您的成长。您能说说您自己身上的优秀品质吗？
朱：自己说有点不好意思吧。
记：您就说吧，再说我们访谈就是为了让被访者用与人不同的角度谈谈自己，这是大家了解您的独特而重要的途径。
朱：那我说了啊……嗯，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不畏难，还有……讲策略。
记：这些都与您父母的教诲离不开吧。
朱：除了我父母还有我的奶奶姥姥等，她们都非常疼爱我……不过这些品质还是靠我的朋友们培养起来的。
记：哦？具体谈谈这个过程好吗？
朱：还得从初中时谈起。初中我们班都特别爱踢球，那会一个班的男生能分成四拨，打两个场。我是一线队的，什么计谋、村长、任大鹏、许岩、刘凯都是一线队的，那时刘阳子啊、柴新栋啊、刘述赵威赵峰磊王一鹏什么的都不会踢球呢，都是二线队的，在篮球场上踢。我们把球踢过去就喊他们捡。
记：是您去喊还是？
朱：不是，村长计谋他们有威慑力的喊，我在旁边帮腔，喊些“不捡下次打比赛不带你们了”之类的，然后刘阳子就特别害怕，他那会一心想进一线队嘛，他就去给我们捡。
记：噢，原来数学系队长20米任意球高手中场组织核心刘阳子也有过这种经历。
朱：那当然了。不过后来他慢慢发现受骗了，他捡了很多次我们打比赛还是不带他，他就很生气，但是他不敢跟村长他们闹屁，就拿我撒气。
记：怎么撒气？
朱：……我就不详细描述了吧。后来村长、任大鹏、计谋就都叫我捡球了，我就是专门捡球的。
记：他们用什么手段吓唬您？您是一线队的，踢比赛也少不了您啊？
朱：村长计谋什么的对我倒是客气，就是任大鹏，每次都是一句话，“不捡球不带你回家”。
记：这就把您给吓住了？
朱：你在有车坐的情况下突然换成徒步下学回家试试？再说我也是爱为大家做贡献，就捡了，不捡就没法接着踢了啊，一天就那么几个小时踢球的时间。这也就培养了我不畏难的精神。
记：捡个球也不算什么难事吧？
朱：关键他们踢的太离谱了。那时七中旁边是护城河上游，还没整治呢，特别臭，围墙特别矮，有时候村长一脚就踢过墙掉到河里了。
记：让您游进去捡么？
朱：他们倒没那么不是人。那个球顺流下来都会卡到一座小桥上，我们就绕出去，在桥边的小卖部里买一瓶五毛钱的雪梅露汽水，然后腆脸管小卖部老板借个雨靴穿上，下到那臭水沟里捡球去，再把雨靴刷干净了还回去。
记：这些都是您干？
朱：废话，要不然不就培养别人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了吗。
记：这种情况持续到什么时候？
朱：我们从七中毕了业，就没有下到河沟里捞球的事了，上了一中之后就剩捡球了。
记：噢，那您的负担轻了很多。
朱：也不算很多，一中操场比七中操场大多了，一踢特别远。更要命的是我开始有主意了。
记：什么主意？
朱：我觉着这么过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再说村长、计谋也都没上一中，强权人物没有了，我也看准任大鹏他们面狠心善不肯真把我扔下不带我回家的弱点了，我就发挥速度快的特点，就不去捡，任大鹏逮我我就跑。
记：那最后谁捡？
朱：还是我。因为任大鹏宁可追着我绕操场跑两圈，都不去三十米外捡那个球，我一看真碰着楞的了，就故意让他逮到，卖他个面子，去捡了。
记：就是说最后还是屈服了？
朱：这不算屈服，这培养了我讲策略的优点。
记：那任大鹏要是不在呢？听说他在高中时比较热衷于谈恋爱了。
朱：他不在我就好过多了，我就跟刘阳子对峙，让他捡去。子哥心好，有时候我装装可怜，腿疼胳膊酸的，他就蹬蹬跑过去捡了。
记：他也不会总中计吧。
朱：嗯，有时候他也不去，我俩就支巴起来。
记：谁赢的时候多？
朱：单打他打不过我，不过他有个哥，他哥刘四洋傻了咣唧地过来，一米九多大傻个子一拍我脑袋，我也够不着他，就赢不了他了，我就去了。
记：刘阳子本人说他从来都赢你。
朱：那他是吹牛皮，不信你把他叫来让他当面试试。
记：他也说了，说你肯定会说这句话，因为他在北京来不了，还说你就爱“整点子没法实现的玩意儿来吹”，原话。
朱：你们杂志怎么这么讨厌啊？
记：好吧好吧，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记：最后，谈谈您对朋友们的期许和展望吧。
朱：不不，我哪儿谈得了什么期许展望呢。成功？我才刚上路嗳。
记：首先是，大王和你是一个专业的……
朱：不是一个专业，我是分子材料，他是无机非金属材料。是一个学院。
记：他也说要一直考到博士，当个科学家。
朱：科学家大王……Hmmm，很难想象嘛。
记：您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朱：也就是鼓励吧，虽然他在北方我在南方，不过我俩要是能一直一块上到博士，这本身对我俩都是种鼓励。
记：刘四洋要出国，加拿大或英国，学习商科类或者足球经纪人专业。
朱：商科类我不太懂，足球经纪人专业是一个国内的偏门行业，能想到去干这个的人不太多。我非常愿意看到他广阔的前景——比如倒腾一堆黑孩子卖到亚洲来什么的。
记：刘阳子目前的状态，他自己表示不太好描述，属于一种准备准备考研的状态。
朱：子哥太笨了，也就只能去学个文学，要是这都考不上就别想再让我捡球了。
记：我想他听到之后会很伤心的。任大鹏要考一个高科技的专业，到北京理工。
朱：他去北京理工不会是因为别的什么目的比如谁谁也要去北京理工吧。
记：他自己矢口否认，并补充“是为了离子哥新逼村长狗鹏都近点儿”。
朱：我不信。
记：村长已经和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签约了，为期半年的岗前培训之后就正式上班。
朱：国家公务员是正儿八经的稳妥道路，祝村长步步高升，以后批给我们一艘走私船什么的。
记：您是公众人物，说话要注意负面影响。
朱：噢……刚才是开玩笑。
记：好的。请读者朋友注意，刚才朱博士讲了一个很有趣的笑话。
朱：如果您笑出毛病来请不要追究我的责任。
记：还有您其他的一些朋友，都在为着走上生活中的一个新台阶努力着。
朱：真诚地祝所有这些兄弟们都能如自己所愿，如自己所愿是最大的快乐。
记：说的真好。那这次访谈就到这里吧，谢谢朱博士的配合。
朱：别别客气客气，您常来，我不送了。

    我和他打了两下乒乓球，远远地看到聂超和王婷回来了，我立刻迎过去，背信弃义地给他们报告了赖皮额头之伤口的真实来历。赖皮脸上很挂不住，我和聂超就赶紧趁热打铁说：掰了吧，掰了吧，你是过小日子的人么？

    赖皮很愤怒，说凭什么我就不能过小日子？你们说凭什么！？

    我和聂超都回答不出来，我想虽然今天赖皮挂了彩，但他说得有道理。凭什么有些人就天生命苦，就应该过不平凡的生活——好像不那样就很不合适似的。

                                                                                                  ——祁又一 《非典时期的完美生活》

 

 

    小日子是磨人心志的，尤其是对于一个男人来说（麻无鸡等巨蟹男可自动将自己排除在外，你们巨蟹男太恋家了）。基本上，如果你不拥有强大精神的话，小日子可以把所有的理想主义和志向都磨灭掉，尤其是当你碰见一个好媳妇儿的时候。所以说，一个拥有强大精神的男人，能祈求自己获得的最好运气，就是千万别碰见一个好媳妇儿。

    但是过过小日子其实并无不可，虽然你知道你会烦，你知道你会像《月亮和六便士》中的思特里克兰德先生一样很朋克地逃开这一切——不管不顾地。虽然你不是艺术家，你的心灵未必听到了那么强烈的召唤，但是因为你年轻，你混蛋，你自私，也不善良，你没有到四十岁，你不需负责任，所以你如此牛逼，没有被小日子束缚住。

    当你知道你不会被束缚住的时候，你就会毫无心理负担地在逃开它那一刻来临之前尽可能地享受它，攫取它带来的快乐。就像今晚我和我的兄弟们一样，孙河夫妇、我、大王四个人和孙磊夫妇在他们的小屋里做这一顿其乐融融的饭，尖椒炒肉、炒土豆丝、西红柿炒鸡蛋、菜花炒肉片、烧茄子，五个菜在各个不同的容器里装着，没有成副的餐具就拿饭盒之类代替，搬个小圆桌，一人两瓶啤酒，就着楼下买来的烧饼——烧饼就是我们的月饼，在今天就算吃了顿中秋团圆饭——虽然那么多的兄弟没回来或者不在场。这种快乐很真实，真实得就像斗地主时记在纸上的分数。

    我是很容易满足于这种快乐的，路边摊儿的烧烤，冰镇的最便宜的啤酒，家常菜，蛋炒饭就能把我伺候得服服帖帖。只是无论两个人的小日子能在一段时间——一年，两年——内让我如何心境平和，恐怕也无法长久地控制住我，姑娘们，我会不顾感情不念情分的，真的，只因不是巨蟹座。

    “你真是个可怕的感伤主义者，可怜的朋友。”

    尚雯婕最后拿下了超女冠军，这挺出人意料的，虽然尚雯婕唱得不错，但是大家只把她当成走的会比想象得远的一位选手，怎么也想象不到最后的冠军是她。她个人作为流行音乐偶像的商业价值几乎是没有，长得不好看，而且是过于不好看了，也没有创作能力，唱得跟她差不多的多了去了，为什么是她夺冠？只能认为是，尚雯婕的经历很有故事性，她是放弃了白领身份和稳妥高薪，投入到这个风险度大、美誉度差的行业预备赛里的，只为了自己的爱好。这是主办方可以用来号召参与者的，她更体现了“超女梦”即一夜成名模式的吸引力，即不管你是干嘛的，只要你想干这个，只要你在一定程度称得上好，就有可能实现你所谓的“音乐梦想”——这四个字儿的破文案糊弄了多少人啊。

    这届超女参赛选手的水准应该说是比上一届高，尤其是名次不靠前的，甚至是十强之外，有更多有特点有内容待发掘的人物，除去唱作集团，还有阳蕾、唐笑、孙艺心等等。反倒是决赛四强没什么可说的，谭维维、艾梦萌等都几乎让人转脸就忘，至于尚雯婕，你根本难以想象她的专辑会是什么曲风什么封面，不会有唱片公司愿意签这种无特点歌手。所以我觉着作为尚雯婕这种经过事、见过世面的人来说，最好的收尾方式是，不理会什么天娱的巡演啊合约啊什么的，立马退出，根本不进入娱乐界，携超女冠军身份回去当自己的小白领去。而我要是尚雯婕公司的老板，肯定不会放过自己公司这么好的宣传机会，马上给她提个副总啊业务代表之类的。这种告别比较帅气，像齐达内红牌谢幕，我对这类非典型谢幕方式向来是很有兴趣的。

    真正有点价值的歌手在名次靠后的里面，今年很突出自作自弹范儿，几个会弹吉他或会自己写歌的女孩里，我觉着韩真真是最好的，袁惟仁要是弄个公司的话，可以把韩真真招进去当幕后创作人，就是陈晓娟黄韵仁那种，帮别人写几年，学学幕后制作的套路，以后也可以在类似《爱·原色》这种专辑里献个声，或者弄个不露脸组合之类，比当歌手发展大；郝菲尔的眼界有点狭窄，没什么戏；朱雅琼是个小可爱，虽然我很喜欢她《随意歌唱》里的那句“我想象你现在就在我身旁/假装陶醉静静听我歌唱”，不过整体水准也就那么回事儿没大发展，要不然就当个半红不黑也不大招人待见的Trip-Hop乐队主唱之类，或者也当小白领或唱片公司老板的小蜜——当我女朋友我看也行。许飞那个德行看着太招人讨厌了，而且是越来越招人烦，还是回她们文工团下乡慰问演出该干嘛干嘛去吧。其实广州区还有一个叫周渔的，也号称自己写歌，还号称要坚持创作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结果唱得都是王菲玩剩下的——王菲都给玩剩下了，那还可能有滋味嘛？她还在那儿咂吧，还咂吧的有来有去倍儿楞倍儿横，写了首破《过期香水》真把自己当才女了，给丁薇气得都懒得点评了。要我说够给面子了吧，她还在Tom访谈里一副评委不理解我我也不计较受委屈就受了吧的楚楚可怜样儿，Tom也一个劲儿帮腔（她是Tom玩乐吧推出来的），看着真让人生气啊。

    说到黄韵仁陈晓娟她们，这两天净听芭乐歌了，多数是听翻唱的。发现港台流行歌描述小情小爱其实很有一套，那些小句子啊，就在心头血管上缓缓滴流啊流滴，不过毁就毁在，它们好像特别愿意在歌词末尾提出一个结论，这结论一提出，整个词的眼界和品格马上就下来了，比如黄韵仁给蔡健雅写的《无底洞》，前面那些描述都非常到位准确，这么好的情感白描，用打油诗式的韵脚串起来挺不容易的，但是最后一句“大多数人都相同/喜欢的只是爱情的脸孔”，我靠，一举就写二逼了。不只这首歌，很多其实都是这样，非要落在实处，结果一落就毁。

    最近反正也确实是心理不大正常，才居然注意听这种歌，注意起这种歌的歌词来。其实像这样还能分析一下，在这几天已经算好的了，因为刚才很Lo-Fi地穿着没有任何运动技术的运动服出去跑步跑的挺远，先听的声音碎片《Under life is... 优美的低于生活》，后来换成《爱·原色》，还去很老年人地逛了逛街心公园，才有了点客观心态分析一下。崔健说，在运动中想事儿，越想越起劲儿。我想说的是，在运动中不想事儿，越不想越起劲儿。前两天的我几乎已不正常到听烂俗流行歌会有感动的份儿上，什么江美琪翻唱五月天的《拥抱》啊，什么戴佩妮的《逛街》啊，什么林一峰的《By My Side》啊——几乎都能掉眼泪了。最后发现，要写乐评可得有一个稳定不浮动的感情和心态，才有客观分析评论的前提，在心思浮动的时候写稿，完全会被感情左右，稿子就会成为一个对自己不留情面的笑话。

    不正常的不只是我，大王也一样处在“不优美的低于生活”时期，三十号那天我俩一块上街，都发现了这一点，互相都低落到根本懒得问对方原因的地步。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话，买两本书，吃冰淇淋，打台球。台球是个很好的调节方式，因为浮躁地瞎捅几杆之后，会发现瞎捅更糟心，还不如好好打呢，于是强迫自己屏息敛气，计算角度，控制力道，慢慢的就心思沉稳，不那么浮躁了。晚上我们又叫来新逼，就着烧烤喝了点酒，之后到新逼自己住着的房子里，三个大老爷们儿打了大半夜斗地主，真是个令人绝望的场景啊。

    比起我们来，我爸要更高兴一些，十一是他生日，零点时分大王和新逼纷纷短信我爹抢沙发，给他老人家感动够呛，直感慨：有你们我都觉着老得值。打着打着牌，新逼突然来了句：这人老了啊，就是爱煽情。

    戴佩妮几乎是一个旋律天才，一个死硬的动听派创作女歌手，她一直以简单的木吉他为工具，谱写圆润可口、服服帖帖的音符序列，这些漂亮音符充满了几年来的七张专辑（包括一张精选），你很难从这几十首歌里找出一首又拧巴又较劲的。不过，听多了也会发现，她的旋律其实很容易掉入某种危险暗伏的套路陷阱，自己却又浑然未觉，但好在公司也从未想把她经营成边缘和小众化的形象，从未希望她远离热爱在K歌房消费的歌迷们。

    公司在给创作型歌手制作专辑时，一般都会慷慨赠与歌手一些自主空间，起码要做出个假仁假义的姿态让歌迷知道。不过这点自由也许只能表现在一些细枝末节处的一贯性上，比如专辑名《iPenny》，延续了自《Penny》、《No Penn, No Gain》、《So Penny》以来的恋名情结。开篇曲《挂在半梦半醒之间》也是构成方法几成惯例的Intro，简单乐器、生活声响采样和梦呓式自言自语开宗明义地告诉歌迷，你正在听的是一个有头脑有个性的音乐工作者的准手工艺品，不是将商业计划制造的发声器印上封面的生产线货物。

    专辑的内容质量倒是对得起这种苦心孤诣，戴佩妮制造悦耳旋律的天赋令人赞叹地表露无疑，每首歌都有嫩滑爽口的段落，又不是像吃了大肥肉一样的那种奔向腻歪的舒坦。曲目风格也都统一在最适宜表现旋律的流畅英式吉他或钢琴慢板抒情中。歌手的演唱正在形成风格，句尾的转音上行音阶已足够成为她的招牌。Intro的嗲声嗲气是个半真半假的玩笑，随后《未知数》、《单身潜逃》的倔强、《一个人的行李》、《择偶条件》的洒脱、《窗外》、《淡水河边》的挣扎、《逛街》的怀念、《我们的故事》、《小小》的缱绻等女孩情绪各具魅力，不同侧面的组合构成了歌手的整体形象，这种整体形象较之发声器们的所谓形象显得更为真实可信。这就是创作歌手的可爱之处，虽然她们的才能和风格比光鲜照人的多栖明星显得单一，但是，一位就在你眼前转着眼珠儿撒娇的漂亮女孩，即使她是A-罩杯，脸上有点青春痘和雀斑，也比杂志插页里皮肤光洁如瓷的广告模特更亲切、更有实感吧？

    在某种潮流的影响下，戴佩妮有可能随着其他唱作女歌手一同被拔高，这未必是值得欢呼雀跃的事情。与陈绮贞相比，戴佩妮被大众认知的过程要更平稳均匀，没有大涨大落，而陈绮贞则经历了从不公正地被忽视到更不公正地被追捧的过程，这个曲率差异是符合两个人本身差异的，因为无论词曲，戴都毫无疑问要更贴近大众：其作品中的快乐哀伤等情绪都很本能，指向比较明显，话题不够开放；而陈绮贞则由于她的哲学系经历和文学功底，显得更自得其乐和不管不顾，可供想象的空间更大。

    就拿这张专辑中的《一个人的行李》来讲——这首歌好像是故意要去拼《旅行的意义》的：如果说“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一个人去威尼斯看电影”和“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不分伯仲的话，那么“我和谁在谈恋爱/有什么大惊小怪/反正下一秒钟的我/早已早已离开”和“你勉强说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你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相比，谁更意蕴悠远、回味绵长呢？再到“我要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到底”与“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的对比，谁更知识分子一些就很明显了。即使戴佩妮拉出苏格拉底、鲁迅、阮玲玉、徐志摩来装点，也没法抹去这段距离；同样，即使陈绮贞再写出十首《还是会寂寞》，她的小矫情也不会走进拐弯抹角的胡同发廊，成为那儿的背景声音。

    知识分子倾向未必是什么好事，起码陈绮贞就因为她的知识分子倾向被不公正地对待了，而戴佩妮也幸好不会成为又一个戴老师——如此平凡的生活里，在拔高的严肃和实在的快乐之间，决不应该是一道单选。别说什么你只会爱上一个有学问有气质、懂得哀伤热爱文艺、习惯赋比兴的女青年了，请问是拥抱一个生机勃勃，会笑会怒的躯体舒服，还是拥抱23本哲学系硕士研究生必读课本舒服？

 

    Tom音乐频道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