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京新声”十年，颜峻也写了篇《给老年人的北京新声》聊表纪念。说十分钟年华老去那是矫情，但把十年甩给年华，年华肯定得哆嗦一下。颜峻写道，“今天他们已经全然不同，秋虫已经消失，秋野开始发胖，花儿也早不是幼齿，超市成了传奇，地婴不再操蛋，汪峰在流行圈艰难攀升。但十年前他们都是神仙，干净，新鲜”——听起来似乎有些辛酸，但千万别轻易就跟着感慨，否则谁都会一眼揭穿你小资产阶级情调包裹的伪乐迷嘴脸。尽管一些已消失，一些被改变，但更有一些被遇见和发现。否则午夜前的街面，为什么只有烟草、啤酒、羊肉串，只有轰鸣，没有哀叹？

    北京新声的红旗交给了谁？红旗的蛋又下到了哪里？13club、无名高地、D-22里聚集的乐迷在三年前就会把答案指向舞台，那上面站着重塑雕像的权利、后海大鲨鱼、Carsick Cars、Snapline、哪吒们。一阵风一样，全线进驻二环周边的Live House就让“远郊”酒吧们风光不再了。随着这几个乐队的红火，车库摇滚、后朋克、Dance Punk成了北京喧闹的敏感词，鼓点打得越来越沉，吉他一扫就有人pogo，鼓楼东大街的老太太在MAO门口摇头晃脑。声名鹊起的排头兵身后，插上的乐队继续挥洒鲜血：刺猬、赌鬼、The Scoff……他们，这一拨“后北京新声”时代的乐队，必将震撼不了世界，因为他们的国际化，他们的英文歌词和接了轨的世界潮流，使他们只能在国际纵队里成为一个个不起眼的小人物，还必将会有一些因为才华供不上自我期待，最终归于无声无息。但这又能怎么样呢？对于本地的听众，对于喜欢用全身去接受声波的冲击，而非用耳朵隔音箱搔痒的乐迷来说，他们就是电就是光就是SuperStar，是妖怪，是准确撕裂自己的内部的众神，就是全部的意义所在。

    在这些卖力演出的乐队里，真正出了专辑的只有刺猬的《噪音袭击世界》，虽然庞宽设计的封面有趣搞怪，嫁接了《龙虎人丹》和《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虽然它流畅动听，爽朗蓬勃，有真实的快乐，但我还是不得不说，这张专辑的魅力没有全部包含在CD盒与内页里，听过的次数越多，它越不像一个应该在家里播放的录音载体，而是成为了一个左下角带小箭头的快捷方式，当你点击它，它必须带你走向另外一个地方——夜晚的摇滚乐现场，才能完成它的使命。只有在那里，这张专辑蕴藏的听得见和听不见的魅力，才能全部被释放出来。但别误会，它不粗糙，还闪耀着童趣的机心，它的天真不是清爽色调和幼儿园摇椅，不是家居广场的儿童区域，不是隔绝一切的空白，而是不断召唤着烟味儿、汗味儿、酒嗝儿，尖叫、嘶喊和忧伤的，唯有堕落才能保持的纯真。

    没什么理想也没什么巨大的痛苦，沈黎晖通过摩登天空着力营造的资产阶级味道的、安逸时尚的摇滚对这代乐手影响至深，对于“北京新声”，这是叛逆来的，对于新乐队们，它是继承来的。所以即使是粗粝的赌鬼和刺猬们，也带着与生俱来的这种气质。十年前的北京新声曾希望引领整个流行音乐方向，敢教日月换新天，现在的乐队感受着分众化的合理，则越来越心安理得，乐队经纪人面对唱片公司时的淡漠，太容易让人想起上两辈摇滚乐手面对魔岩合约时的红眼睛了。世界已经变了，北京新声在书上和唱片店里下了蛋，蛋却被Marshall音箱震裂。如今，一场爆满的演出，就相当于十年前在主流媒体上占据一个整版。蛋里孵出的孩子们终于撇开所有姿态，比他们的前辈更为勇猛，更愿意用肉身去直接碰撞冰冷的世界，还有摇滚乐。

    《国际航空报》稿件

    近年台湾所谓的“独立音乐主流化”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往回数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主流的李宗盛、罗大佑、陈升已经达到的效果，也就是现在独立流行乐队们想要达到的。只是自九十年代末始，千篇一律惺惺作态的女声钢琴芭乐联袂吃皮吐瓤的男声黄种Hip-Hop得势，工业化生产的效率破坏了手工作坊的真诚，所以自陈绮贞而起的独立歌手主流化才显得特立独行。当然，其本质不过是借世界Indie Pop大潮，回冲一道台湾流行乐传统罢了。

    尽管毫无革命意义，也没什么创新度可言，但不计其数被催生的小乐团还是为劲歌热舞之外提供了又一种选择。《卡夫卡不插电》就是这样一张合辑，背景是台北一家叫“海边的卡夫卡”的咖啡店，内容则是八支台湾小乐队或歌手在此处的演出现场录音，他们是音乐界的新秀。与之相映成趣，直上五张的李宗盛也在这时出版了演唱会录音专辑《理性与感性》，以大哥之位亲身探取市场。现场是动真格的地方，两代音乐人的过招因此很有看点，听众则可以在同一时间点检阅横跨二十年、精气神却相通的本土城市民谣阵列。

    先说老的。演唱会上李宗盛唱的都是经过时间检验，革命薪火代代传后依然站得住脚的水准之作，《生命中的精灵》、《寂寞难耐》、《鬼迷心窍》、《和自己赛跑的人》等李宗盛本人演唱的佳作，再加《阴天》、《明明白白我的心》、《梦醒时分》、《铿锵玫瑰》等写给别人的金曲，让这张33首曲目的专辑含金量极高。评论普遍认为，李宗盛的个人最佳专辑是1986年的《生命中的精灵》，而《理性与感性》几乎包括了这张专辑的全部曲目，可见歌手本人对这张专辑的感情和满意度。《生命中的精灵》是对浅显、平凡的小人物生活本身极为精彩的折射和再创造，在这个层面上，即使放进台湾流行乐历史比较也无人能出其右。28岁的歌用48岁的阅历来唱，平淡普通的歌词用李氏口白加老男人嗓音来唱，如Leonard Cohen般回味悠长，更何况旁边还有女儿般水灵乖巧的梁静茹妹妹点缀呢。

    再说新人。新乐队们情绪够细腻，做到“所唱即所感”没有问题，但这份感受是来自真实的生活，还是来自臆想和自恋的文艺腔，就有点存疑了。新乐队们的平淡总显得不那么真诚，像是集体赶一个名为淡定的流行风潮。受南中国海热带季风气候影响的“自以为的文艺青年”们，个性很少强硬，生活态度之绵软像Finn所说的草莓族，更像他们说话的口音——对比两张专辑你会发现，二十年间台湾音乐人的口音竟然变了这么多。李宗盛的那把哑嗓即使在年轻时也烟熏火燎，带着男人味儿；新人们说话的口音则温和而彬彬有礼，窄边黑框眼镜和Slim Fit衬衫的英式轮廓呼之欲出，虽然贫血青年的新世纪时代感足够，却总有一幅资本主义式的事儿逼兮兮杂糅其中。

    口音的软反映生活态度的软，生活态度的软造就音乐精神的空虚。除了奇哥的《搬家》，其余作品对于生活本身的感受都颇为单薄或似是而非，情绪张力更是台湾乐队的一贯弱点。在以简单编曲和恬淡情绪为创作核心的城市民谣中，反映不了生活本身的鲜活，就很难成为优秀的作品。台湾新乐队多数眼界不开阔，也不以开阔为荣，追随陈绮贞的他们喜欢自恋和小情调，却容易掉入自恋和小情调联手搭下的陷阱而不自知。这很难去责怪谁，反正听众可以选择喜欢或不喜欢、听或不听。作为评论者只能说，这代Indie Pop潮中出生的小乐队能超越李宗盛、陈升境界的应该绝无仅有，罗大佑就更不用提了，周杰伦大概都比他们有希望一点。

    “独立音乐主流化”，不过是因为听众红烧肉吃的太久想换口素的。面对独立小乐队的自得其乐，听众能由衷地说出一句“很好”，至于“很强大”，还得奔李宗盛等老辈音乐人找去，因为“熟读世界名著和村上春树，哲学思想不能不清楚”，显然不是强大的必要条件。

    《国际航空报》稿件

    李泽最近碰了个糟心事儿，算是糟心事儿里比较糟心的——见女朋友的父母了，当时据他自己讲：很不妙。果然，一天之后，那边递话儿，跟李泽女朋友张老师：要对象就别要爹妈。

    MSN那边的李泽当然是跟我说着过于寻常的话，“济南人真傻逼”，但心里琢磨的肯定不是这件事。我出主意，碰见这样的爹妈，你就占主动权了，千万别表态，别逼你对象，被动选择就完了，采取拖延比赛时间战术。那边识破了，对张老师下通牒：速战速决！我说，这种情况，说什么那边也肯定是要爹妈了，但你要有个良好态度的话，人在阵地在，戏烂角不死么，这不就逼着张老师心里种下对爹妈逆反的种子了么，不费一枪一弹一赤兔马一青龙刀就策反成功了么。

    策反成功有什么用啊，还是没法跟你。李泽心里也明镜儿似的，是，她比我还大一岁呢，明年就二十六了，我搭音，奔三张，李泽续，我这才刚开始工作，刚有100股股票，拿什么结婚买房生孩子、老婆媳妇儿热炕头啊，晚上买彩票去，中了五百万我就上济南迎亲，掏出两万块钱人民币，分成两摞，轮着抽她爹妈大嘴巴子，叭叭叭叭叭。

    知道一个个不可一世的秦皇岛一中选手都是怎么在现实中闭上了吹牛逼的嘴么，虽然这只是个极端情况，但窥一版可见全报么，说到了头就是吃住那点事儿。昨晚单位管事儿的跟我聊天，都是关心年轻人的循循善诱和墩墩教诲，点头称是，暗下了决心，俗称未来三部曲，首先，每天锻炼，坚决不成为一个大胖子，王吱吱言，大胖子都他妈ask for more，大煞笔，我甚为同意；其次，努力工作，憋脸折腰，混进体系，左右逢源，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三十五岁抡进手一套房子；最后，中年辞职，留点家产，叫人搞摇滚，叫人搞文学，就他妈得让人看看，哥们儿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啊，她就是朵永不凋零的花儿，风吹雨打她全陪，饱经风霜真不假！我用不着死去，就能从头再来，不就是个曲线救国的事儿么——体制化，操你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