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之于我是一次灾难性的观影经历：刚进入放映厅，就看到一位孤身一人的七旬老太，早已坐好，脸上带着岁月磨就的悲伤，登时让我心里紧了一下；找到座位，右边是一个四仰八叉、长的像个自杀式爆炸袭击者的男人，他双手都架到扶手上，支到了我这一边，胳膊肘直取我的腰眼，他把饮料放在左手——那本该是我的饮料位，二郎腿翘到了天上，膝盖指向我，浑身酒味儿，喉咙里冒着奇怪的声音。用不着听他说话，那张瘦削阴翳的脸上就写着偏执俩字。我断定他是一个容易陷入狂热的人，看这样一部电影身边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从一开始就感到紧张了。

    过程不用说了，高度暴力的画面，毫无希望的故事，观众的啜泣声，都让我非常压抑。更压抑的是眼瞅着在公共场所熊熊点燃的民族主义热情：日本兵攻城成功，在江边洗澡休息、跳起家乡舞的时候，我右边的自杀式爆炸袭击男高声喊了一句“操你妈的”，也印证了我对他的判断；片中唯一一个温柔的代言人、慰安妇百合子，在露出一口不算好看的白牙时，我身后的一位女观众脱口而出“真你妈难看”。而我在看这部片子的过程中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陆川为什么要拍这样一部电影？他拍这部电影，到底想表达什么？

    这部电影所标榜的就是真实与非爱国主义拔高戏，很多人也正是冲着这个叫了声好。但我想问，仅凭真实和某种有时显得过于刻意与过去的宣传手法相区别的人道主义情怀，就能成为一部好电影吗？我承认了它的真实，完全相信陆川拍出的就是当时南京城里发生的。但这部电影如同一个虐待狂，把倒悬的头颅、中国妇女的裸尸、被扔下楼的小孩这些细节源源不断地提供给观众，提供给他们恐怖与绝望。别的呢？没有了。除了巨大刺激、惨绝人寰的视觉经验之外，陆川什么也没有给。他所以为特立独行的、基于普通日本兵的人道主义视角几乎毫无作用，由于过于用力，所有与士兵角川有关的戏都显得做作而且拖沓。何况屠杀永远也成为不了阐释人道主义的好题材，对于在民族情绪压力（哪怕只有一点）笼罩下的观众，根本无法在人性本位和切肤之痛中平衡自己的情感，这带给他们的只能是烦躁。

    我不想重复那些精心安排、不厌其烦的刺激性镜头，跟乡村集市里“双胞胎美女与蛇共舞，侏儒男人吐火吞剑”没什么区别，卖的是国难，自然带着满口仁义道德的自我优越感。陆川把1937年的南京拍成了一部仅仅为了展示灾难而拍的电影，无非就是一个接一个的“让你看看什么叫惨”而已。说它灾难片还是客气婉转的，直接点说，《南京！南京！》只不过是部“黑色风光片”而已，貌似善良，实则毫无道德可言，用的是最庸俗与猎奇的手法，通过伤害所有的观众，树起自己那个写着悲天悯人的烂牌坊。

    我思前想后，觉得这部电影只有两个功效：一是作为不带意识形态倾向的影像资料保存，二是用露骨的感官刺激激起狂热民族主义情绪。若不是题材可资利用，这部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是最严格准入级别的电影绝对无法在中国过审。国家在文化审查上的双重标准（无标准），让《鬼子来了》这样一个处处精当地描写人性，充斥着导演无可复制的出色个人才华的影片因为“政治不正确”无法公映，又让《南京！南京！》这样一个无爱无德的“黑色风光片”成为媒体与票房明星。观众们一窝蜂的追捧，怎能否认影片一再明里暗里标榜的“重口味”于其中的驱使？我可忘不了有一次《Nanking》在全北京电影院免费播放一周，我与女朋友去看却碰上因为无人订票而取消该场次的事。

    如果封存在档案柜里，那么事件发生72年后诞生的《南京！南京！》算是个珍品，我希望2061年也能出现同样水准的《北京！北京！》。如果作为商业电影公映，那么它就是一个带着无比伪善的沉痛表情去欺世盗名的骗子，这样的骗子在中国永远不会绝迹。如果作为爱国主义题材电影在12月的中央六播放，那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管理部门的道德水准竖起我最诚挚的中指。如果一个小学校长拍脑袋决定，“为给我校学生上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今天下午在工人文化宫集体观看《南京！南京！》”，那么，PK14是怎么唱的？——“让我烂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