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毕业典礼，大家穿着学士服从校长手里接过学位（假的，真的要下个月发），然后跟校长握手致意再合影等等，我没去，有三篇稿子必须写出来，在宿舍赶稿子了。

 

    还有一个特别逗的事是，我拿着我们系踢告别赛的申请去找老师，回来时碰见去参加毕业典礼的同学，不熟，打招呼时人家问我：怎么往回走啊？我说我不参加。然后晚上全系吃饭时，她还特地敬我一杯，说：对不起，今天提你伤心的事了，跟你道个歉。我心中大汗，嘴上只好说：我要说我不伤心吧，你觉着我敷衍你，那得，我只能说我今天特别伤心，接受您道歉了。

 

    其实我真没啥感觉，反而对这位觉得伤害我了的同学感到十分抱歉，害您浪费感情了。而且今天不去的时候想起了以前，就是我们初中开毕业典礼时，那时我们已经中考完了，大家终于挺到不用看那个眼睛总往天花板上翻的班主任的脸了，我们在海后（海军后勤部）礼堂开会，按程序也是校长、党委书记讲话云云。不过我们进去坐了十分钟，还没等到台上出人儿呢就都跑了，大早晨八点半大家一块跑到迎宾路小学旁边的著名游戏机厅“明星”，陆陆续续走了20多个男的，大家在里面搓三国志，吃包子，玩PS上的实况4，其乐融融啊。有一张照片，就是在明星游戏厅门口往里拍的，只见所有的机器旁边都堆满了人，仔细一认，所有的人都是我们初四七班的同学，大家成双成对，捉对厮杀。直到十点钟最后一个过来的人手里抱着一沓毕业证书发给每个人，所以我的初中学位授予是在明星游戏厅里进行的。

 

    想想已经是7年前的事情了，傻哥身上的皇家贝蒂斯队服似乎就在眼前，可是现在的我已经是准备开始独立生活的人了，明天搬家，在安贞西里，以后欢迎大家过来玩，宅男刘阳子给你们做蛋炒饭。

    这两天在看卡森·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上海三联新出的，是个短篇集，除了同名作之外还有几篇短篇。《伤心咖啡馆之歌》被很多人奉为圭皋，我这是头一次看，不过读完全书觉得，卡森·麦卡勒斯的短篇写的实在是很一般嘛。

 

    她那个感觉我大体上还是能理解的，但就是觉得没什么沁心感，读起来也很无味，最大的感觉是絮叨且无趣，应该是她对于个人心理的无尽详细叙述导致了这种感觉。我倒不是排斥细说，村上老师的“病态式生活场景描绘法”我就挺喜欢，那些19世纪俄国式的没完没了的个人心理我也觉得还行，能看下去，像《城堡》那样的还谈得上饶有兴味。不过卡森麦老师的细叙实在让我觉着无聊，像《神童》和《赛马骑师》读起来就很难受，《席林斯基夫人与芬兰国王》在中间感觉还不错，不过看完之后心中竟涌起一阵装比之气——靠，这种水平的东西我努努力也能写出来啊，跟那个什么《二锅头与酷儿》也差不太多吧。而且想起在写《二锅头与酷儿》的时候，我先写了大概两千多字，叙述的是我在上火车之前一晚的情况，我怎么醒的，为什么要带颜峻的乐评集，酒是哪来的等等，不过后来一看，对于全篇来讲全是废话，就都删了，开头变成一句话。王朔讲话：可删可不删的，全删！不过依我看，麦老师随便一短篇里，“可删可不删”的段落起码得有三分之一啊……或者还是我欣赏水平太低吧？

 

    其实麦老师那意思我还是明白，但觉得她表达的方法不那么精妙，起码没村上老师精妙。这本书里有一篇《家庭困境》，比比村上老师的《家庭事件》，差别特明显。我脚着吧，卡森麦的语言很无趣，平白叙述，没什么比喻，若有也基本上差劲得还不如不用，幽默感也不足，哀伤感过重，对于感情的怜悯感过于强烈，对情绪的指向性过于明显了，简直像一个中国南方作家。没准这和她个人经历有关，她就总写一个无趣的小镇，肯定从小是在一个无趣的小镇长大的，然后小说就也带上一股无趣的小镇特有的味道。大概村上老师更城市和资本化一些，小说也显得更光怪陆离。一般自己觉得自己把小说（尤其是短篇）看明白了的读者，看完心里会想：噢，这作家跟这聊这个事儿呢。不过，我看完村上老师的小说会再想：牛比哎，这事儿还能这么聊呢？而看完麦老师的东西只会觉得：靠，绕来绕去不就聊了这么个破事儿嘛！

 

    不过麦老师的长篇还是挺不错的，我挺喜欢那个《心是孤独的猎手》，可能她这种写法比较慢热，写长篇就能把人带进那个情绪和节奏里去，用来写短篇就显得奇巧不够了。要是让麦老师写个像《夜半蜘蛛猴》那么短的篇目，估计字数到时，她连主角第一个动作还没写完呢。噢不，可能主角还没出来呢——她还在那儿描述今天早晨的太阳呐。

    我往门口移动，前面堵的都是人。

    我拍拍前面人的肩：

    “下车么您？”

    “下！”他转回了身。

    我又拍了拍他，“下车么您？”

    “下下下！”

    “我他妈不下。”

    以前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买东西——主要是运动鞋和运动服，最怕的就是跟人重样，更怕的是和熟人重，最最怕是跟兄弟重。所以一个人买了个东西一定得告诉大伙，这样别人就不会买这个了，要是再义气一点，买之前就先通报一声，看看有没有别人也想买，协调一下。如果有一个大家不熟的人比大家都早地买了一个大家都想买的东西，那下课时大家就凑在窗口斜眼看着那个人叫他“装逼犯”。不过傻哥那会儿总是偷摸着买点大伙都看上了的东西，等到谁谁想买了一说，傻哥就说，“我已经买了”。然后下午就穿来。别人不问他也不穿，操蛋的很。大家不要为傻哥现在的操蛋而感到太过惊讶，搜索一下你的记忆，操蛋的种子早已种在傻哥晃悠过多动过的每一寸楼道里了。

 

    不过捏，度过鸟不在一起的四年之后，偶们这种恶趣开始改变，变成鸟另外一端——必须得买一样的。最开始的苗头展露于05年在青岛，我们四个人百无聊赖泅房子里，傻哥摆弄洋逼的手机，摆弄一会还回去，洋逼一看：

 

    “哎？操，傻哥你咋把我手机弄坏了？”

    “哪他妈坏了？”

    “我原来菜单都是一栏一栏的，现在咋变成小图标了？”

    傻哥笑了一会。

    “傻吧你呀，那叫菜单的九宫显示。”

    听到傻哥说别人傻，我和大王都笑了。

    “操，我用的好好的你干啥摆弄两下给我改了啊？”

    “我就用的九宫格，你得跟我一样。”

 

    我就不明白，为啥傻哥用啥我们就得用啥啊？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啥，但是从那之后，我们买东西时的对白再也不是“这个你买了？操买了咋不说声啊……哎呀这可惜啊”，“我买这个，你买那个去”，而是变成了“你买吧？你买我就敢买”，“这俩都挺好是吧？……啊？你买这个了？那我也来这个……服务员？拿件这个……”

 

    所以我和傻哥有一样的运动风衣，傻哥和李泽有一样的运动风衣，我和洋逼傻哥都有一样的Florida夹克，我和王一鹏有一样的Total90T恤，傻哥和新逼有一样的AJ4，我和洋逼有一样的501，有一样的20块钱的墨镜（买的时候他指着镜片上方架着的横梁问老板：有家伙事儿么？我把这玩意儿卸了），有一样的大椰子短裤。

 

    洋逼上周来北京办签证，看了几家店的鞋，也不知道该买啥。坐在街边，我们说，给傻哥打个电话，傻哥现在脚上穿的啥，咱立马就买去！

 

    傻哥接电话：干啥啊？看韩剧呢！

    !@#$%^&*……

    傻哥：你大爷的看韩剧还能穿啥？拖鞋！

 

    走之前，他还是想买件短裤，看了好几个都不大满意。逛到一个大椰子短裤前面，我说这大椰子牛比，洋逼看着犹豫，“咋这难看啊？”，我说，“我有一条这大椰子短裤，特舒服”，洋逼立马坚定，“你买我就敢买”，试都没试就拿走了。

 

    第二天回到西安，洋逼给我发短信：

    “大逼椰子树短裤这他妈难看啊！根本没法配上衣，你真太操蛋了。”

    “我就说这短裤舒服，我哪说好看了？”

    “别吹牛逼了，我早就看出来这大椰子树难看了，我就是想花三百多块钱证明你操蛋。”

 

    花三百多块钱只为了证明别人操蛋的人，得有多操蛋？

 

    洋逼现在已经拿到签证，23号就要飞向英格兰诺维奇，奔着他的足球经理梦前进了，我现在闭上眼就能浮现他这副德行：戴着跟我一样的“需要动用家伙事儿卸横梁的20块钱墨镜”，穿着跟我一样的“大逼椰子树无法配上衣短裤”，穿着跟我一样的“Florida无法配裤子三叶草夹克”，和“秦皇岛一中第一双Air Force 1但现在最讨厌Air Force 1”鞋登机的样子。哥哥，相信我，你一定是个成功的商务人士，尤其是带上这些宝物之后——对了，一定记得把被大王诓了的Dell电脑扔给他，问问他：赛扬的机器到底能不能使？

 

    大王一皱眉头一脸狗屎样：能！咋叫不能使呢？啥电脑不能使？

    当偶戴着AKG K26P耳机登上途经大望路开往苹果园站的1号线地铁时，只是四下扫了一下有没有空着的座位，就贴着不开那一侧的门边站着去了，面对着北京地铁路线图和不断刷新的电子显示屏，那上面写着什么“为了方便您的出行，下面为您介绍首末车时间……”云云。当地铁通过永安里时，这段字开始变得七零八落，笔划和笔划之间不挨着了，而且滚动一半就回到开头，大体上变成了这样的情况：“为了方更你白出丁，下面”，再无缝返回开头。

 

    过了建国门之后，它后面接上鸟另一段字，“BY LFM/WHW/LNG”，像是三个人的名字，跟那段支离破碎的汉字抢着出现，两边都力争压过对方占据更多的出场时间。一开始那段字能滚到“为了方更你白出丁，下”，过一会就只滚到“为了方更”就会被那段字母挤走了。到天安门东时，交战达到白热化，频闪速率达到鸟烟花袅乱滴地步。偶想，那3x3个英文字母可能是三个技术高手，俗称黑客，准备侵入北京地铁系统，完成不为我所知的目标。而北京地铁的科技保安发现鸟他们仨的侵犯行为之后就抄起武器飞起抵抗。

 

    经过了之后两站均衡的的相持，快到复兴门时，那段英文逐渐消失了，电子屏上的滚动字幕也变回原来的样子，恢复了原先的运行速度。看来飞翔的科技保安战胜了那三个入侵系统的黑客。我跟着无痛人流下车换乘，大家的脸上还是一脸麻木，他们可能谁都不知道，刚才我们这一大拨不知所谓的生命差点就在西单随着地铁一起爆炸了，也可能会发现复兴门以西所有窗外的幻灯片广告都变成了新A片的preview。总之，肯定发生鸟一场激烈滴殴斗，在我不知道滴地方。

    这标题本来是范晓萱的一首歌词，叫《消失》，袁惟仁写的。袁老师当然不会使靠谱这词儿，不过每次我自个哼哼的时候就这么唱。

 

    其实我想说的跟这个标题没什么关系，只是突然想到，我总觉得自己喜欢八十年代，总想回到八十年代，表现为我喜欢玩八位机游戏，爱听chiptune，想在地铁上掏出一个GB来和满车的PSP分庭抗礼，迪斯科节奏最能让我兴奋，合成器音色一起我就觉得感动，Dancing这个词的发音那么迷人，每看新裤子必high，不喜欢新式的商店招牌就爱看支起来的字儿像“中央新影”那样的……等等等等，但是，我对八十年代又了解多少呢？实际的八十年代给过我什么印象呢？在那短短的五年之内，我必须得说，几乎什么都没有。当时的我不知道八九年有大学生叔叔闹事，不知道北京的三环路连成了线，不知道马拉多纳复制了二十年后梅西的进球，我不知道一切，却大言不惭地凭一副不要脸的劲儿翻过头来向八十年代认亲。

 

    可能，虽然八十年代跟我们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熟，但至少比九十年代和现在要熟，也比六十和七十年代要熟。说到底，我跟谁都不熟，全凭想象。

    最近在看一本《纽约书评》杂志的文选，叫《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在其中两篇说音乐的里我注意到有这么几句话。一个是斯特拉文斯基聊贝多芬的时候，记者问，您为什么光谈贝多芬的奏鸣曲和四重奏曲，没提他的交响曲啊，斯老师是这么说的，“我们对那样大众化的音乐还没有合理的认识……交响曲是面向大众的作品，而奏鸣曲和四重奏曲……更具有个人性质”，发表于1970年；另外一个是比埃尔·布莱兹聊马勒的时候说，“……仍然使用一些糟糕的戏剧化的东西来对高贵的交响乐进行亵渎，诸如感伤和粗俗……”，发表于1976年。

 

    两篇文章相距六年，但两位老师对于交响乐下的先验定义就不一样了，一个说俗，一个说高贵，估计不是这六年里音乐界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是两人的观念不同而已，跟这六年的间隔毫无关系。斯特拉文斯基生于1882年，布莱兹生于1925年，显然布莱兹受到现代性影响的可能性要大的多。我们这代人都已经觉得交响乐是高贵的了，所以在这点上布莱兹跟我们应该算是一代人，跟斯特拉文斯基不是。而从他话里的另一半又能看出我们与他们那一代的不同：作为艺术评论，那会儿的人对于把感伤（煽情）和粗俗等量齐观这件事持不折不扣的认可态度，但到了摇滚奋起流行风靡的世纪末，乐评们已经能够非常神圣无愧疚地为煽情煽的好，感伤感进心的作品唱赞歌了。这就是不断侵袭的现代性对评论底线的影响——降低之。

 

    我这倒不包含什么价值判断，作为一个现代人我当然从骨子里被现代性控制着，即使有时会很反对现代性的很多方面，但这实际上无关大局——古典美可以作为审美目标，但无法成为都市人的丹田之气。至少，世纪末的知识分子认为参差多态才是幸福的本源。评论底线的降低意味着对以往认为更粗俗更低端的东西投送目光，也就意味着我们视野的更广阔和更参差多态——也就是说现代性要比古典性更“幸福”？

 

    看看被认为是现代的交响乐（代表古典音乐）的器乐摇滚（我看它跟交响乐的相似也只有都没人唱歌），现代的乐评们是怎么做的？大家都一样，不是在赞叹诱人的，上口的，不断重复的短旋律乐句，就是表示被狂飙突进气宇轩昂的迅猛鼓点打窒息了，无人关心音乐作为艺术本身的表现如何。可这也不是待解决的事，你不能指责这一代的乐评没有专业知识和理论，因为面对现代性的音乐，这一代的乐评人既不需，也根本没有理论以供依照。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因为广阔天地里既没有镣铐也没有扶手，只能在虚空中坠落并发现风景并手舞足蹈。

 

    反正作为一个21世纪初的媒体评论撰稿人，对于被评论作品的价值判断标准要更模糊、无序、游移一些，这不是指评论者本人的判断标准，而是指作为为读者服务的内容提供者，他必须面对更复杂更多元化的读者构成和口味标准，试图将自己的价值坐标系向作品预计受众的方向做一点偏移，再利用自己的审美能力，阐释能力，再加一些小技术来完成。而这是个很让人头疼的事，因为具体应该怎么个偏移法儿很难掌握，要是彻底偏到预计受众那一边，那么每一篇稿子就都成了通稿，写不写还有什么意思，如果真的固守个人口味纹丝不动，那么它不具备作为媒体稿件的资格。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没有的，但是我觉着有这么个小技巧，就是调整文章本身的预期读者群，使这份读者群与被评论对象的预计受众群不重合，你是为这个歌手的歌迷而写还是为了这个歌手的反对者而写？这没什么意思，或者，你是为跟你一样的人而写或者为跟你不一样的那些人写？这就有了点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当作者本人的浅显形象不被或极少被暴露，而作者的深层次内心形象却无时不在每一篇文章中时，文章就很有意思了。现代性影响下的评论者对于“我”与各种形象的受众间关系处理的难度，是没被现代打扰的人们——斯特拉文斯基兄——难以体会到的，其实这也跟物化的现代社会下个人人格的模糊，用个时髦的词儿叫“身份焦虑”挺有关系。

 

    再往下说就不是我能力范围了，这就是刚才看书想到的一些，随口说说。再说说自己吧，去年刚开始给《音乐周刊》写碟评的时候，最熟悉的文体就是引言（经常扯淡过多被编辑批评）+半段专辑本身的描述性文字+收尾的蜻蜓点水式小议论，几乎可以拆分和集成组装，我将此称为产品说明书式碟评，可以批量生产。后来给Tom写时文体就多变一些了，贺老也给予了我们撰稿人相当大的自由，在Tom写稿的经历让我现在觉得，就算是一篇“碟评”，也不能写成产品说明书——那只有在有袁智聪那么深的时候才敢——得照一篇“乐评”来写，整篇文章应该是个整体，有思考精神和论证过程，有机巧与趣味，更应该有文体的独立感。我觉得这样的文章才有点意思，值得一写。

 

    所以后来渐渐的写稿少了些，除了个人生活的原因之外，更大的原因就是这个，我得想想这东西应该怎么写，不能打开电脑就胡来一气。正大致琢磨出一些结果的时候，贺老和弥散两个用我稿子的好编辑都辞职了，我暂时又没稿可写了，也好，趁这阵空闲再好好想一想，争取以后宁可压根不写，也不写自己都不想看的评论文章——就算是唱片公司约的通稿，也得写出独立评论的神儿来，起码不能丢人——是不是有点太能吹牛逼了？

    一年之后再聚大酒，散伙已是最后一回。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我们当然不是大款，这回伙一散，连伙夫都不是了，只剩满桌火妇和各自祸福。福祸相倚，你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别说明天了，你知道今晚能发生什么？我才不管发生什么，爱什么是什么，穿什么就是什么，JDI，IIN——不就是我嘛？

 

    拟把疏狂图一醉，那是宋朝人，傻不傻啊，你才把树狂吐呢，我可没把树，我把着最亲爱的姑娘看藏在霓虹灯红土场后面的星星，我们看大块大块的云朵飘向——没飘，阴天，满天都是大云彩，动也看不出来。巴士阿叔有压力，香港人都有压力，你不许有，因为你叫兔斯基，因为六一叫儿童节。

 

    你哭了吗？你们都哭了吗？我呢？我不记得了。你真的不记得了？枕——的——

 

    说不记得就是不想记得，你管它记不记得，它说不记得那就是记得，老狗记得千年事，王朔写得千岁寒，我只能记到前年，再多就断篇了。记忆如堆栈内存般公平，它比这个世界公平的多，人可以早来晚走，可以迟到早退，堆栈只有先进先出——好在我们不活在记忆里，我要那么多公平干嘛使？

 

    彭磊是个大舌头，他唱：故事还没完，就像铿锵的记录片，那么多场面，忘了留下张照片。他还唱：旧的幻觉，色彩依然那么鲜艳，曾经盲目热爱，都从手指间分裂。他还唱：忘了昨天，忘了随便的誓言，我失去了感动，我忘不了那一瞬间。——忘了你还唱？你快成郭敬明了哥们儿！你忘不了那一瞬间，就失不去感动，所以咱都别失去了，就连Kraftwerk的忠实爱好者，机器人的强烈拥趸，物电的克星，信息的队长，数学分析的模范重修生——本人！——都从心底扭转鸟对理性的偏执认识，知道了有爱有感动有不顾一切的付出是多么好的事，就算不说好不好，它也不是能被抽象代数等量代换的事儿，那么——给我点儿刺激，大夫老爷，给我点儿爱，我的护士姐姐——喝完咱都找SM女王杨乃文玩《活该》去：活该趁着还年轻好好感动，活该把握每次眼神的交错！

 

    后来陈珊妮都哭了，音乐停下来王菲要离场，生而为被嫌弃的松子很抱歉，你们都在这儿呐，哦哦好好都好都好忙着呢最近闲事儿都闲打电话啊再……我看你们谁都没人老莫文蔚靠谱，不不主要还是林大夕靠，听听人家怎么过《冬至》的：

 

街灯以东白雪吻湿双眼瞳孔
能放松便放松泪比飞霜沉重
空港以西习惯生关死劫流逝
能放低便放低沉重感可叫机身跌毁
机舱以西直觉以光速去传递
坐快车乘早机自此疏于连系

 

情人为什么给我吉卜赛的心
逛尽天地失去安稳
认错了方向颠倒快感
情人像游客给我吉卜赛的心
畅游之后总要伤感
陪水晶球热吻

 

    伙散没关系，伙散人不散就完了呗，人散也没关系，人散心不散完了呗，都散了也没关系，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明白么？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聚散这回事。鸡冠头流氓大链儿朋克小伙子是不是最冷酷的人？不，只有他们才不怕肉麻，吉他响起：我爱你，我总怕见不到你，看着你，我要把全部给你，纷纷乱乱的记忆，无拘无束的哭泣，反反复复的想你，我终于失去你——

 

    分——离——

    和你在一起！